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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以，强监管时代的到来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是早晚的问题，是程度和方式的问题。”李乐肯定道，“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，这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，是制度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。”
“当非正式规则的运行，开始对正式制度的权威、对系统性稳定、对更广泛的社会公平，构成潜在挑战或现实风险时，规则的重新厘定、界限的重新划分、权力的重新驯服，就必然被提上日程。”
台下不少人，尤其是几位做实业的，眉头微微蹙起，表情严肃。
“这就是治理层面与资本关系的必然重构。还是回到各位创业店的那个阶段，改开之后的二十年间，为了激发活力，制度层面对资本采取了鼓励、扶持甚至一定程度上观察和默许的策略，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发展优先下的理性选择。”
“但当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，当它的影响力开始渗透到经济之外更广泛的领域，当它的逐利逻辑可能与社会整体利益、安全产生张力时，原有的宽容边界就必然要被重新审视和划定。”
李乐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，“这本身就是社会契约在经济领域的一次深刻重塑。”
“社会契约？”那位“逢教授”忍不住插话，声音里带着思索，“小李老师，你这个说法有意思。具体怎么说？”
“简单讲，”李乐转向他，“之前的十几二十年，大众与改革者之间，有一个默认的契约，支持改革、忍受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确定，是因为管理者相信，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增长红利，能够惠及到普通人，或者至少，下一代。这个契约的核心是增长和未来的希望。”
“当适时，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激发活力、释放潜能、做大蛋糕。所以你会看到，政策是试探性的，监管是包容性的，边界是模糊的。这不是疏忽，是策略。”
“但现在，蛋糕做到一定规模了，新的问题出来了。发展带来的问题，不能靠不发展来解决。收入差距、资源错配、环境成本、金融风险……增长本身带来的普惠感下降，人们对规范、公平、安全感的需求就会急剧上升。”
“这些是发展伴生的问题，必须通过规范来消化。所以时代主题在换，从发展优先，转向规范与发展并重。”
他转过身，面向台下，“这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，是系统演进的必然。就像一辆车，起步阶段要猛踩油门，速度上来了，你得换挡。你不能一直用一挡跑高速，发动机受不了，车也受不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