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能直接带人打上门去。而苟政，则是含羞蒙耻，忍辱负重，寻求一击致命的机会。
在梁犊东去的这段时间里，梁导在潼关，可谓是颐指气使，胡作非为，而尤其爱做的，便是折腾苟政，这厮是欲将在大兄苟胜那里受的气，都发泄在苟政身上。
时不时地，要把苟政叫去议事、饮宴，然后训斥乃至折辱一番，倒酒、脱靴子、喂马、洗马什么的，在梁导的“训练”下苟政几乎成为了一个“多面手”
这种情况，随着新安之战的结果西传之后，就变本加厉了。新安之战，梁犊军与赵军双方，二十余万人，进行了一场硬碰硬的大战，义军各部，甚是勇猛，大胆攻杀，赵军则略显仓促，准备不足，再兼一定的轻敌之心，竟被梁犊一战而败。
新安之战，可以说彻底撼动了羯赵的统治，李农等人率败兵数万东撤，一直到洛阳方才止住颓势。起义军则趁势掩进，大举追击，至洛阳，双方再战于金墉城外，赵军再败。
这一回，李农甚至把洛阳都给丢了，退得更加果断，一路东撤至成皋坚壁防守，方才止住颓势。然而，对羯赵而言，河洛之局面，已成糜烂之势。
对于很多羯赵老臣将来说，都不禁联想起二十年前，汉赵大军在刘曜统帅下大举东进的局面，那时也是气势汹汹，十数万人，直趋洛阳，河北震动，一时间，甚至给羯赵造成亡国的巨大压力。
那一次，恰恰是因为石虎兵败高侯，而导致羯赵河洛局势大沮。不过，那时的羯赵，正处于兴勃向上时期，在石勒还算英明的统治下，又有一干文臣武将辅助，军力、国力很强大，方能大举反攻，直到一举击破刘曜，结束北方“两赵相争”的局面。
二十年后，梁犊所率的起义军当然不如汉赵大军之势，梁犊的成色更远不能同刘曜相比，然羯赵如今的状况，比之石勒时期，又有何等巨大的悬殊？
据闻，当李农两败于叛军的消息传至邺宫之后，老迈的石虎是“垂死病中惊坐起”，大为恐慌。到了这个地步，石虎也无其他选择，唯有竭尽全力，将叛军消灭于河南，绝不能使祸事再蔓延至河北。
而梁犊在东出潼关后的壮举，也就此震动天下，且不说羯赵内部，就是周边四邻，都不由侧目。或许，桓温的北伐之心，从梁犊破洛阳之后，就被勾起来了，一个小小的梁犊，都能攻克旧都，还打着他们“晋室正统”的名号，何况他桓元子。
河洛的风云激荡，虽隔着数百里，但对于潼关乃至关内的影响，依旧重大。就驻守潼关的义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