鄠县在长安西南，位于秦岭北麓，夹沣水、涝水这两条“关中八川”之间，是关中腹地，近畿要邑。
若鄂县有事，从此处发兵，越洋水直袭长安，可以轻松做到朝发夕至。鉴于这种关键的地缘关系，苟政对这些长安近畿要邑岂能不多加关注，尤其是存在明显不安分因素的情况下。
在这充满希望的仲春时节，由杜城那边刮起的风，在百里之外的鄂县，终于形成了一场风暴。
刘氏与夏侯两家，在鄂县或许算不得什么高门大姓，世家望族，不管怎么认祖宗，他们都是最近几十年方才从鄂县扎根崛起，上数三代，恐怕不是匈奴，就是氏羌，抑或是其他什么戎狄、杂胡。
但在当前的鄂县，这两家，绝对是排得上号的豪右，源于手中掌握强横的实力，包括土地、人口、牲畜、农具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。
在当年的清丁编户政策中，刘氏与夏侯两家登记到县衙的簿册上的数据，加起来也只有四百余丁口，然而实际上，十倍不止。
否则刘氏在渭河阶地间的数万亩农田，如何能够经营起来：
倘若两家有意，组织起两千家丁部曲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，若再发挥在县域内的影响力，这个数字还可以再翻倍。
而四五千人，已经足以形成一场破坏力巨大的动乱了，恰如当年司竹胡阳赤、霸城呼延毒之乱那般。
苟政是吃过这方面亏的，也长教训，因此自从侦得张遇与这两家暗中勾结到一起之后，就倍加关注、警惕。
钓鱼执法只是策略，是手段，在执行的过程中，要提防把“鱼塘”给毁坏了。
于是，苟政在鄂县方面的布置，要求很明确，将乱事控制在刘氏，夏侯两家，从速从效，避免破坏蔓延。
毕竟正值春耕时节，苟政可不想因为这一干乱臣贼子，破坏了关中的生产大计。在解决豪强之患后，还要尽快让地方士民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。
因此，当都城的风刮来，夏侯、刘氏两家闻风而动之时，早已秘密调动、隐于的渭水谷地间的秦军，随即动手，以雷霆之势，碾压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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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初七，在相继收到“秦王遇刺”的回信后，县豪强刘珍、夏侯显各自聚集部曲、佃丁两千人，东西对进，合围鄂县城。
两人高举“讨伐叛逆，反秦兴晋”的大旗，同时派人，四处联络，意图掀起一场反秦浪潮，
事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