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完毕，静候交接即可，至于其他诸如各事，自有张诚一手操办便是。
此时的大明朝内部，武官转文官那是完全不可能，但文官若是想转做武职，却是易如反掌之事，只需按部就班履行几个手续即可。
有永宁伯来操作此事，那还能算个事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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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府北路与东路在张诚的治下，一切都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制度，就算有些地方实行的过于严苛了一些，却也没有脱离出大明律例的范畴之外。其实，大明朝的律法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，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十分完备的律法了，甚至被周边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王国纷纷效仿。
《大明律》的全称是《大明律集解附例》，其中既包含了律，也包括了例。
如《大明律》就达30卷，有名例一卷、吏律二卷、户律七卷、礼律二卷、兵律五卷、刑律十一卷、工律二卷，共有四百六十条之多。
而弘治朝颁布的《问刑条例》也有二百七十九条，此后的嘉靖、万历两朝又有增修，以至律﹑例并行。
大明的律法体系确定了皇族、贵戚、官绅、军将、士民百姓各类人等的法律地位，在内容上更行政、军事、经济、民生，以及诉讼等各方面都有所涵盖，可谓是包罗万象。
只不过自大明中叶以来朝廷上政治日趋腐朽，宦官专擅愈演愈烈，尤其是此时正值大明末期社会动荡不安，律法也被拥有强权的中央和地方豪强所践踏，成为他们强取豪夺之工具。
永宁伯张诚并未制定什么过分的制度法则，他只是坚决执行着大明朝原有的完备律法，无非是去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繁复内容，略微增加了一些军法军律而已。
毕竟在张诚初到北路的时候，这里一片颓废的景象，田地荒芜，军户流离逃亡甚多，工业几乎为零，商业也是十分凋敝，真的是可以用百废待兴来形容。
而这个时候迫切需要的是稳定，唯有使北路地方稳定下来，才能组织军民百姓重新丈量土地，开荒垦殖，所以这个时期重点在于剿匪安民，打压豪族使之将贪墨的田地吐出来。
可是当北路的一切走上正轨之后，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，来守护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成果，否则岂不是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！
张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，他并没有苦心费力地自己创造一套律法制度，而是以大明现有律例为基础，有选择性地进行了一些删减，便在境内严格执行起来了。
虽然为了适应自己募兵练军的需要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