疏远，因此使得所谓的仁政既缺乏抵御战争风险的能力，又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民生疑难。
故而在春秋战国之世，儒家被时代潮流逼上祭坛。
可因为最重视经典和教育，仍发展成战国一大显学，以《韩非子·显学》所言：「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」
传承在继续，但自身早在岁月侵蚀中僵化变形了。
恩师完整继承了初代儒者的「仁政」，摒弃了再儒的种种邪思恶念，但是，似乎过于「唯上」了些。
霍光不理解，为什么像恩师这般聪明人，手握法、儒两家究极智慧，却要在皇权面前这般卑躬屈膝。
恩师的智慧、权力，明明可以试著让天下跟随自己的意志转动一二的。
为什么不呢？
霍光不明白。
河倾月落，以工代赈制度和累进税制度细节逐渐补充。
工赈不必多说，朝廷以最直接的钱、粮，来购买劳苦大众的力气。
如果说高皇帝时，颁布的一道「求贤诏」，是「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」。
那当今陛下，便是颁布了道「求民诏」，是「力士民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富显之」。
高皇帝以尊贵换取士人支持，陛下以富贵换取民人支持，殊途同归，价值交换，各取所需。
不过，高皇帝的诏令，只写著要求能力出色，其他性别、年龄、资历都不限，以致于失之于滥。
而陛下的诏令，性别、年龄、资历、能力都影响著不同的工钱，却「滥」到底了。
这样的制度，一个五口之家，只要有一人工作，便能养活整个家庭的生活，偏偏地，华夏一族又是最勤劳的人族，男工女耕，所有国民吃好、穿好、住好，只是时间问题。
那是个从「摇篮到坟墓」的社会。
代价是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。
对五万钱纯收入及以上者，征税一成，二十万钱纯收入及以上者，征税三成，五十万钱纯收入及以上者，征税八成，一百万钱纯收入及以上者，征税九四。
包括官员俸禄、勋贵食邑在内，都要执行累进税征收。
现今朝廷俸禄，最高的，当然是公孙弘这位枢密内阁首辅大臣，年俸四千二百石，枢密内阁其他辅臣、军机司臣年俸在两千石到四千石，六部尚书及地方郡守年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