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己的表情，眼神模糊的地盯着邹杰。
终于一股不甘和多年训练形成的应急反应强行压下了恐慌，邹杰用力掐了掐掌心，清醒了一些。
“谢，谢谢王主任的提问。”声音努力保持着镇定，“李乐博士的框架确实非常精彩，具有很高的理论启发性。我们的研究，确实，确实在某些宏观的思考方向上，存在交集。”
他避开了“相似”这个词，选择了更模糊的“交集”。
“但是，我们的侧重点和切入路径是不同的。”邹杰努力组织着语言，试图找到一线生机，“李博士的框架更偏向于哲学思辨和宏观架构的搭建，而我们的研究，更侧重于在在经典社会学理论，比如结构化理论、场域理论的具体指引下，进行进行中层理论的转化和操作化，并试图通过更，更系统、更大规模的实证数据来进行验证和和修正。”
话里提到了“中层理论”、“操作化”、“验证和修正”，这些词听起来很学术，很扎实，试图将他的工作与李乐那种更偏向基础理论构建的“宏大叙事”区分开来，强调自己研究的“实证性”和“规范性”。
“具体到网络权力分析，”邹杰一时间感觉思路稍微顺畅了一点，“我们并非简单套用，而是尝试将经典理论中的权力资源类型学，与网络空间中的具体要素，比如平台规则代码、数据所有权、用户关系网络等进行更精细的对应和测量。”
“将相对抽象的理论概念，转化为可以观察、可以测量的变量。这这本身是对理论的一种深化和补充，甚至可能发现理论在解释新现象时的不足。”
这番解释，虽然依旧有些磕绊，逻辑上也并非无懈可击，但至少勉强勾勒出了一个“差异化”的图景。
李乐是画地图的，他是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距离、做标记的。虽然地图是人家画的，但测量工作本身也有价值。
王主任听完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，没再追问，算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解释。台下也响起了一些窃窃私语，似乎部分听众觉得这个说法还算能自圆其说。
有了王主任带头，加上邹杰勉强应付了过去，会场的气氛似乎松动了一些。
接着又有两三位学者举手提问，问题依旧不轻松，有的质疑他数据样本的代表性，有的问他如何区分线上行为的“结构性制约”和个体的“策略性选择”，还有的问他如何回应李乐报告中提到的“算法黑箱”问题对其量化研究可信度的挑战。
邹杰只能打起十二分精神，调动起全部的知识储备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