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并不愉快，”哈贝马斯说道，“但必要的。哲学不能活在象牙塔里，它必须面对自身的遗产，尤其是黑暗的遗产。”
“思想有其重量，也有其责任。一个学者，尤其是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，不能对权力带来的诱惑与腐蚀闭上眼睛。”
“马丁后来的沉默与回避，是令我失望的。这让我更坚信，理性，我所说的交往理性，必须建立在对他者、对差异、对历史创伤的承认与反思之上。它需要在对话中，在不断的相互批评与修正中，艰难地构建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脸上没什么激烈的表情，只是那镜片后的目光，显得格外清亮，也格外沉重。身后是百多年前的亭台流水，眼前是几个异国的年轻后生。时光在这里仿佛叠合了。
张曼曼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听着，此时却有些心头发热，又有些惶恐。出了声，“博士，我能问一个……也许不太恰当的问题吗？”
哈贝马斯看向他。
“经过您和海德格尔的这场辩论，我想知道，在您看来，一位学者，在面对自己的思想源头，或者曾经的精神导师时，保持怎样的距离，才是……有益的？”
这个问题有点直，梁灿看了张曼曼一眼，李乐倒是面色如常。
哈贝马斯的身体在椅背上微微后仰，像是在调整思考的焦距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反而先问了一句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张曼曼想了想，“我在做定量研究时，导师常说，要尊重数据，但不能崇拜数据。数据会说话，但它也可能说谎。你得用你的模型、你的假设、你对现实的理解，去跟它对话，去检验它，甚至去挑战它。一旦你开始崇拜数据，你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”
“我想，对待思想大师，或许也是类似的道理？既要深入学习，又不能失去批判的能力。”
哈贝马斯听完，沉默了几秒。然后，他笑了，这次的幅度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大，甚至微微露出上排牙齿，那笑容不再是礼节性的或反思性的，而是一种“孺子可教”的、甚至带点欣慰的笑。
“你这个类比，很恰当。”他说，“批判不是为了否定，而是为了澄清，为了界定，为了在对话中，找到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。海德格尔的哲学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。他提出了存在的问题，揭示了技术对世界的框置，这些都是无法绕过的重要思想遗产。”
“但是，我不能接受他后期那种近乎玄秘的、拒斥公共论辩的思想风格，更不能接受他在特殊时期的郑智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