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族们愿意将财货运到长安来，才是制定政策办法的指导方向。
而一旦各项物资聚散而来，作为长安乃至关中的主人，苟政难道还没有办法取之用之吗？与之相比，当前市场环境与体量下的一点商税，则不值得计较了。
对永和六年秋的长安来说，苟政关于市场建设的指示办法，无异于一股清流暖风，涤化浑浊的环境，吹散萧条的阴云。
随著消息的传开，散落于各地那些在黑暗日子里维持著关西贸易的行商势力们，迅速投入以极高的热情，往聚长安。
有些怀疑的目光是在所难免的，但有些积极分子却像苍蝇闻到屎味一般，热情高涨地往长安而来，比如苟政西征之初于蒲坂“解放”的那些关西行商，他们与河东时期苟氏集团的交易中，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信任，如今苟政的名望愈高，
苟氏集团的势力愈强，就更有合作的冲动。
免税与解盐，仅此二条，便足以对商贾形成致命的诱惑，更何况还有巨大的长安市场，以及不断恢复的市场环境。
当然，苟政关于贸易的优惠及保护政策，仅限于长安，一则在眼皮子底下可以随时观测、调整，二则其他地方就是有心暂时也无力，任何策略与条令，在执行方面永远是最大的难题，在民政事务上其复杂程度则要翻番。
因此，如果说永和六年秋的长安是一片复兴的商业乐土，那么在长安之外，
依旧充满了各种艰难与危险。而能够享受到这波“政策红利”的，显然只有那些有一定背景、靠山、资源，并且能够将各地物货输运长安具备一定自保能力的夷夏武装商队。
没有抵御风险能力的平民，并没有那个资格，也不在苟政与郭毅制定政策之初的考虑范畴。要知道，一般人甚至连长安城都没资格进。
然而，永远不要忽略人的创造力与积极性，当有利可图并给他们获利的机会后，总是少不了善于把握并付诸实践的聪明人。
长安城大，管制严厉，但绕城周围百里的城郊地区，作为长安的直接辐射区域，却逐渐形成了七八处远近不一、规模不等的墟市。
周遭村聚、堡壁的百姓，为了获取工具、食盐、针头线脑等生产生活用品，
带著从地里辛苦刨出的土特产品赶到就近墟市，进行交易。
同时，还有一些聪明的长安小市民，仗著天然的进出长安城的资格，大的买卖做不了，但做个二道贩子，从诸多墟市收集农产货品，往长安城内输送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