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面对危机，秦廷整体进入了一种团结一致、共度时艰的状态，呈现出少见的昂扬向前的气象。
举个例子，户部尚书杨闿与王猛嫌隙深厚，但在此事上，却异常配合，态度相当端正。
这也算是杨闿的一种成长了，这么多年了，孰轻孰重，若连什么事可以拿出做政治斗争都拎不清楚，苟政早就褫夺其职，再度赶出长安去了。
当然，危机之至，艰难困顿是无法避开了，但情况倒也不至于恶劣到无法收场的地步，一个从战火中打拚出来的政权，没有那么脆弱。
穷困只是一时的，并且只是仓廪不丰，国用不足罢了，并不意味着整个秦国拮据。
苟政入主长安的这些年，虽然征调频繁，生民多受疾苦，但生产、治安秩序却是逐年好转，到天启元年，秦国民间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与资本。
国库空虚，仓廪乏粮，但若打开权贵、豪右们的堡垒、仓库，必然屯有大把的粮食。
另一方面，秦廷的财政也不是完全干涸了，就拿苟政最关心的粮食问题来说，长安三大仓（丰民、益民、惠民）中，入秋之后，仍躺着超过二十万斛麦、三十万斛粟，各类杂粮也有超过十万斛。待到秋收，再怎么歉收严重，还能再进账一批主粮，官府掌握的那几十万屯民、几百万亩屯田，正用在这种关键时期。
可以说，省着点用，在主食方面，秦廷足可供给长安那十万人口八九个月。值得一提，到了天启元年，连同官、军在内，长安的人口，才勉强突破十万人。
当秦朝廷要负担的，何止长安一城，何只是士民果腹的问题？
但除了主粮之外，秦廷手中还掌握着大量其他的资源，尤其是收为朝廷专营的盐铁茶酒四大项，这些俨然可以用来换取朝廷所需，用以度过灾荒的资源。
说到最后，要抗灾渡劫，解决财政危机，涉及到的，恐怕是帝国内部资源挖掘、协调与交换的事情。而在此之前，相当关键的一件事情，便是盘点秦国到底有多少家底。王猛坐镇长安，派出了十几路使者，分赴各州郡，检点军政两个系统各项积储，前后耗费了一个多月，方汇总出一套大致的数据。结果，比苟政君臣预估的还要乐观些，把各地官仓、军仓都算上，秦廷目前能够调用的主粮，便有一百二十万斛，仅河东一郡可供调用的，便达二十五万斛之多，王猛当初打下的基础，在这两年，正转化为坚实的国力。
其余州郡，情况比不得河东那般殷实，但多少还是有些积储的。
当然，主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