衡》里用效验来驳斥谶纬迷信，那里面已经有了朴素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意识。”
李乐顺手拿过讲义，翻了翻却又合上了。
“说个题外，当年费先生说过一个比喻，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，西方学术像盖房子，一砖一瓦往上垒，每一层都得清楚标着这是谁砌的，那又是谁设计的，产权明晰。我们的学术像种树，年深日久，盘根错节，你分不清哪条根是谁扎下的，但你知道这棵树活了千年，荫蔽一方。”
“社会学这门学科，是西方盖的房子，19世纪才封顶。但我们这片土地上，关于人该怎么在一起生活、社会该怎么组织的思考，那棵树，已经种下两三千年了。”
教室一时变得很安静。窗外有自行车铃铛声由远及近，又远去。
有个男生抬手，这次问题更尖锐，“老师，可如果古代真有这么成熟的社会思想，为什么现代社会学没有在我们这里自发产生，还是要从西方引进？”
“这个问题，”李乐叹了口气，“我给你们讲个事。去年我去图书馆查资料，翻到1918年燕大的一份课程表。那时候社会学刚作为一门课程被引进，开课的老师是谁？是康宝忠，他用的教材是脚盆学者远藤隆吉的《社会学讲义》。远藤隆吉又是跟谁学的？跟丑国的吉丁斯。吉丁斯又是受谁影响？斯宾塞。”
“你看，一门学问的旅行路线，腐国、丑国、脚盆、华夏。绕了半个地球，穿了三道翻译，才落到燕园的课堂上。”
此时，他直起身，抬高了声音，“为什么？因为1840年之后，我们面对的不是该怎么让社会更好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们琢磨了几千年，有无数答案。”
“我们面对的是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人家的问题。船坚炮利背后是什么？是制度，是学问，是一整套组织社会、生产知识的方式。”
“所以严复译《群学肄言》，把sociology译成群学，不是随便译的。他是想在咱们自己的概念库里，找一个能接住这外来学问的容器。”
“荀子的群字，被他征用了，赋予新义。但很快，社会学这个脚盆语的译词流行起来，群学反倒没人提了。”
李乐背对着黑板，面向全班。
“所以回答你的问题。不是我们没有社会思想，是我们的社会思想，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，那套话语体系、解释框架不够用了。不是树死了，是这棵树长在院子里，别人开着坚船利炮撞进来了，你得先研究大炮是怎么造的。”
“但树还在。”他指